保定为燕文化的发祥地，由于地理环境、历史传统、生活习俗与中原、关陇、齐鲁、江南文化不同，而形成中华文化体系中颇具特色的燕赵文化，即以慷慨悲歌，尚义任侠著称，受到世人的仰慕。被天下有志之士视为典范。
唐代文学家韩愈称“古燕赵之地，多慷慨悲歌之士”，系指田光自刎荐荆轲，荆轲和高渐离不畏强秦，甘愿抛头颇洒热血为燕国献身。燕太子丹为荆轲送行时，高渐离击筑，荆轲歌曰：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返。”歌声悲壮，气贯长虹。东晋祖逖北伐，忧忿而逝。刘琨为复疆土而亡。明朝杨继盛为国忠谏不畏强暴，而遭杀害。孙承宗抗清，全家殉难。
八国联军入侵时，保定人民拿起长矛大刀与侵略军浴血奋战。日军侵华时，人民配合八路军痛击敌人。山岗上，大道边，到处有爆炸组和神枪手，打得敌人人仰马翻。
狼牙山五壮士为国尽忠，名扬海内外，均乃慷慨悲歌遗风。该遗风的形成除自然环境外，还有战争频繁、惨烈和民族冲突连绵不断等人文方面的原因，形成不畏强暴，不甘凌辱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精神。
燕赵文化以深厚的学术根基为依托，养成了古朴、淳厚、务实的文化传统。以朴质、节俭、戒浮侈为荣。人们自古笃信伦常，恪守礼教，重儒术，明道义，以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和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为做人的美德，处事依孔孟之道，以修身齐家为本，知耻自尊，不依势欺人、恃强凌弱，行事谨慎，质朴直率，无妄动之举，燕昭王礼贤下士之风代代相传。
民风以助人为乐、济人为美。路遇不平，拔刀相助，舍生取义，舍财取义。明末宦官魏忠贤谋害良臣左光斗等人，定兴鹿正及容城孙奇峰、新城（今高碑店市）张果中，冒死舍财救忠良，被誉为“范阳三烈士”。清嘉庆年间，天理教农民起义失败后，其领导人冯凯克等逃难，蠡县刘观澜之父冒险将其隐避在家中10余年。当代出现众多李忠良、宋增娣式的义举人物，他们为救人脱难，而牺牲了年青的生命。
保定尚文风盛，倘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尊师重教，培育良才，出现众多全国知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哲学家、思想家、科学家、文学家、艺术家（参见《保定历史人物传略》）。民众喜爱文艺，全市6000余行政村，基本上村村有文艺团体。白洋淀地区被誉为“戏曲之乡”，出现众多国内知名戏曲家。有戏剧大师齐如山，京剧名演员盖叫天、李万春，评剧四大名旦之一的张丽云（筱桂花），以及地方戏曲名演员韩世昌、由际云等（参见《民俗地方戏剧》）。
保定人好客，特别是农村，待客如贵宾，用家中舍不得吃的珍贵食物待客。举办庙会的村庄，在庙会期间主动邀请亲友来逛庙会。清苑国公营奶奶庙供无生老母，凡无生老母家乡人来庙会，无论认识与否，村民热情地将其接到家中，食宿免费。
保定还有封闭性、保守性的民风，怀土观念重，非不得已，不轻易弃乡。尤其是穷乡僻壤的山民，过着糠莱难以度日的艰苦生活，亦不肯离家谋生。故有“穷家难舍，热土难离”的俗语。由于见闻不广，不免闭塞。新中国建立后，党和政府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道德观教育人民，树立起雷锋、焦裕禄、孔繁森等一系列模范典型，成为人民学习的楷模。教育人民破除迷信，相信科学和社会主义才能摆脱贫困，奔向富裕之路。
随着时代的步伐，人民的生活方式有了很大的转变，新的风俗正在兴起，土葬向火化转变。家长包办婚姻向自主婚姻转变，出现了集体婚礼、旅游结婚等新事新办的势头。在改革开放的时代、守旧和盲目排外的观念逐步淡化。农民进城务工、经商，山里人走出大山，下海经商，并与外商合作办合资企业，其产品远销海外，走向了世界。封建迷信思想逐渐消失，旧社会过春节和庙会以祀神为主。现在春节贴神像、摆供、烧香、叩头敬神者，已不多见。庙会则以开展物资交流和文艺活动成为主体。形成了互帮互助，见义勇为，尊重知识，尊重人才，重视科学文化的良好社会风气。高尚的民风，成为社会长治久安的保障。
